爱你所爱,but why?

为你拥有超凡脱俗的品位倍感自豪?你想多了,该感谢的是你的基因,甚至你肚里的一条蛔虫,还有你周遭的一切。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品位更能为自己代言,无论是对美食、白酒的品鉴,还是对伴侣、政党的独特追求,都彰显了我们的个性。此前在我看来,通过一个个随性或理性的选择,我们各异的喜恶观得以建立,换言之,这些好恶或多或少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可之后我接触到弓形虫,动摇了我的这一看法。我在印第安纳大学药学院研究时,观察到单细胞生物弓形虫可以影响它所感染宿主的行为,如让老鼠不再怕猫,而一些研究同时显示,也能改变人类的某种特性,包括增加焦虑感在内。

这些研究让我不由得好奇,是否还有其他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却被忽视的事情潜移默化改变着我们,塑造了我们的是非好恶。当我深入阅读那些科学文献时,猛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安的事实: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隐藏的生物力量所操控着——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没法控制自己的个人兴趣。我们的行为和偏好在时间的长河内被我们的基因编码,被影响基因表达与否的环境浸染,也被居住在我们身体内部不计其数的微生物注入的基因制约着、改变着。

我知道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可笑,毕竟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成为为自己想要变成的模样,做我们想去尝试的一切。直觉上,看起来是我们是对“萝卜青菜,各取所爱”,是自己坠入爱河无法自拔,是自己决定是否投出神圣的选票。若非如此,我们和受无形操控的人形机器何异?简直天方夜谭!

几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自从我在野炊时被屡屡盘问为什么对那么好吃的蔬菜百般抗拒,让我感觉自己可能有什么毛病。当我眼冒绿光嫉妒地看着别人对花椰菜大快朵颐,转念想到一旦有人递给自己,却不自主地躲避,发出天问:为啥我就没有办法享受呢?!

我很清楚挑食并不是我的本意,于是我开始去探究这种厌恶的缘由。幸运的是,我找到了科学解释。研究发现人群大约有25%与我同样讨厌吃花椰菜,这些人——与我一条绳上的蚂蚱——被称作超常味觉者。我们由不同的基因控制我们的味觉感受器,其中一个名为TAS2R38的基因序列,可以识别出花椰菜中含量很高的一种苦味素——硫脲。我的DNA让我的味觉感受器将硫脲成分归为令人作呕的苦味,这可能是基因在防止我进食有毒植物。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电视中《宋飞正传》中Seinfeld提到与他相爱相杀的Newman时说:我绝不会碰西兰花一口,除非它被炸地透透的并抹上浓浓的巧克力酱。

这对我为何讨厌吃西兰花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可是也总使我有些不安。虽然说明白基因库在我有意识之前就被装载到我身体中的事实,使我终于没有了挑食西兰花的负罪感。但这种释然很快就让我警觉起来:到底还有多少其他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我却不为我知,到底有多少自己是真正意义上我认为的自己?

比如说我对女人的感觉,这绝对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让我们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我被女性而不是男性吸引?这可不是我某一天坐在海滩上思考人生时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而是我天生如此。我们人类对控制性倾向基因的认识还是混沌的,不过已经了然的是——这绝对不是一种人为选择。

暂且不提性倾向,我们好像对激发我们欲望的对象有种与生俱来的判断机制。比如性感的红唇,放电的眼睛,还有一头秀发,都是我们公认的魅力加分项。同时研究表明,这些有魅力的人更容易求职、加薪、找对象,甚至被宣判“无罪释放”。

进化心理学家提醒我们,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潜意识的驱动力促使我们去生存,去传宗接代,去向与我们携带相同基因的血亲提供帮助。而更前瞻的推测是,这些我们所认为有魅力的身体特征其实是健美的标志,直白的说,我们想让这种优质基因流淌到我们后代的基因库中。

科学也为我们的表白失败提供了少许安慰。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让女性去嗅男性穿过的T恤的腋下部位,然后为其臭味评分。结果表明,测试女性和该男性的免疫系统基因越相似,就越难以忍受T恤的气味。这也可以投射到进化角度进行解释,如果父母的免疫系统基因相似度很高,他们育有的后代对疾病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基因控制气味感受器对我们潜在伴侣的DNA做了匹配型的筛选。类似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真切存在的。也许下次我们不必再因为别人的拒绝而怀疑自己的人品,只需知道对方单纯对你没“性趣”。

看到我们如此被基因操控,使作为人类一员的我有些挫败感,并决定对一个脱离DNA魔爪的领域进行调查:我们对政治领袖的选择。容易预想到的是基因可以影响我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可是对于政治的左翼和右翼呢,我想这回基因就鞭长莫及了。但事实同样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经过研究分析后,DNA在另一种意义上取得了胜利。

科学家发现不同个性的人倾向对应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自由党派人士思想更开明,更具创造力,也热衷于推陈出新;而保守党派人士则更加循规蹈矩,比较传统,偏爱维稳。一对双胞胎在刚出生就被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中抚养长大,却在日后重聚时发现彼此具有相同的政治主张,表明了基因也是我们政治罗盘中的一级指针。不少研究也发现我们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R的差异影响了我们对红蓝阵营的选择。多巴胺是我们大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与我们的奖赏区联系紧密;因此DRD4的差异左右了我们对新鲜事物的追寻和冒险精神,而这些行为一般是自由党派的鲜明特性。

其他研究也揭示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特定脑区存在差异,可能对压力刺激的敏感程度产生影响。比如说,保守派有更大的杏仁体——大脑的恐惧中枢,对不愉悦的音像会产生很强的心理反应。综合看来,这些生理差异能够部分解释为何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没法说服对方——这不仅是简单改变他们的主意,分明是在违抗他们的生理。

这些例子都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人类与成瘾、欲望乃至焦虑有关的种种行为,都与基因千丝万缕相连。这并不代表我们只是基因的囚奴,相反,恰恰是由于基因所造就的神奇人脑,搞清楚了DNA的这些小把戏。而在这个基因编辑呼之欲出的时代,我们将成为第一个有资格决定自己基因表达的物种!

科学告诉我们,自己并不是那个想当然的自己,而是由很多精灵古怪的生物信息,驱动了那些你本以为任你摆布的行为和特质。这种消息让人心碎,可是,知晓即为转机。在生物分子层面认识你的反常行为,或可帮助你更好的抑制或纠正它们;而接受他人的选择具有生理的局限性也能让我们更具同情和同理心。也许,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完全由自我定义,便能放下自吹自擂或自怨自艾的执念,转而去寻求理解——接受那个已被初始化的自己。

你真的只是核酸而已吗?

科学意义上的确如此,但你既定的独有的基因,其实可以延伸出不同版本,现在你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人只是其中一员,而从受孕那一刻起,你将迎来的全部经历就打造出这样独一无二的你。新的科学领域表观遗传的研究,便是关注化学反应对DNA的改变,以及与DNA相互作用的蛋白质是如何影响基因表达的。受环境因素影响的DNA无声地刻画着我们的发育和表现。最近又有研究表明你身体中的微生物组,也对无数行为状态施以影响,暴食症和抑郁症都与之有关。扼要的说,我们就是基因而已,只是并不能脱离决定它们以何形式表达的环境本身。基因只是琴键,而环境才是那双弹奏出华美乐章的妙手。

“玩命”的基因

在近五十年的重金属摇滚生涯中,Ozzy Osbourne以酗酒和毒瘾著称。为了搞明白到底什么使他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把可卡因当饭吃、一天干掉四杯白兰地,科学家在2010年提取分析了他的DNA。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果然找到一种能够分解酒精的突变基因。此外,Ozzy还有很多与毒品依赖、酒精成瘾有关的基因突变,使他与普通人相比有6倍的概率过度饮酒,1.3倍的概率对可卡因上瘾。

关于作者

Bill Sullivan 是印第安纳大学药学院药理学和微生物学的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染性疾病和遗传学。

Pleased to Meet Me: Genes, Germs, and the Curious Force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很高兴见到你,我亲爱的基因、病菌》

2019/9/8 译自 National Geographic

Leave a comment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